朱慈烺深知衙门办事的效率之低，损耗之大，所以想引入民间资本，用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来增加火药的质量和供应量。对于近代化火器部队来说，火药其实是个无底洞。在上阵之前开过十枪的士兵，与只开过一枪的士兵，那简直是天壤云泥之别。
尤其在前装枪时代，即便用纸弹确定了装药量，但一棍子捅下去却又有区别。捅得狠了，火药压得过紧，内部燃烧不充分，无法发挥最佳效果。捅得松了，引燃之后气体逃逸，也无法取得满意的威力。
这“不松不紧刚刚好”却不是文字可以表述的，只有让士兵在反复的实弹中自己摸索，取得手感。故而都说神机营战斗力不能跟明初相比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操练过少，实弹更少，士兵上阵之后心怀胆怯地放两枪，旋即溃散，打仗焉能不败？
尤其是对阵蒙、满骑兵。当骑兵进入火枪射程之后，距离火枪手最多只有百步。快马加鞭，百步距离不过是几十秒钟，即便想逃也没法逃。所以明军火枪手都是在射程外开枪，动静是有了，却不见对面的人落马，然后逃走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要想改变这种让人蛋疼的现状，只有加强战术阵型的配合，让长枪手为主的杀手队能够有效保护火器队，同时让火枪兵获得更多训练机会，进退有度，减少战损的同时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“赚多少钱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优质火药的供应。”朱慈烺对刘若愚道：“除了枪药之外，炮药和爆炸药都得抓紧时间给我搞出来。”
明军有枪药、炮药之分，是针对枪炮的不同特性更改配方做出来的。朱慈烺早先知道的时候还略有吃惊，觉得大明在这样的吏治之下能有如此精细的分类实属难得。然而真正测试之后才发现，虽然存在这样的分类，但并没有实际的区别。下面的人只管分量充足与否，并不在乎其中配方差异。
朱慈烺只得在安民厂里另设一个实验室，重新确定火药配方比例。说起来这事纯粹是靠人堆出来的，只要有足够精密的天平，耐心地进行比例测试，做好测试记录，确定配方并没有什么难点。
这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材料科学早期的研究方法，通过加减比重，替换材料来寻找最经济实用的配方。不仅火药如此，就连钢铁合金都是这么做出来的。火药只是第一步，接下去还有其他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，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朱慈烺突然没来由地想起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贪婪性的结论，虽然现在大明还没有形成所谓的资产阶级，但作为萌芽的商人，已经毫不介意地展现出了其贪婪丑陋的一面，即便是卖国都不算什么。
“殿下，宫中有旨意来。”刘若愚闪进太子殿下的书房，温声道。安民厂得到了太子的赞扬，他的心情自然就轻松了许多。日后哪怕出了什么漏子，有太子曾经的表扬护身，也牵连不到他身上。
“什么事？”朱慈烺头也没抬。
“皇爷在平台召对大臣，有兵部侍郎张凤翔奏请陛下亲征，众臣僚恳请替天子出征。本兵冯元飙奏请以太子殿下西赴洛阳抚军。”
张凤翔原本并不打算亲自将这种极具争议的事揽在自己身上，在英宗之后，但凡有人敢劝皇帝亲征的，无人能逃“奸佞”、“王振之余”的咒骂。这也没办法，土木堡发生得太早，以至于给幼年的大明留下了极其浓郁的阴影。
怯弱的大臣们甚至因此对一切战争都抱有排斥的态度，哪怕是胜仗都不能接受。这也就是为何万历三大征中的壬辰平倭之战，会发生朝鲜人拼命颂扬明军明将，日本人拼命颂扬自己，只有大明的记录上多有批评乃至扭曲咒骂之声。
在他们的逻辑里，武将打不赢，该杀。武将打赢了，会导致皇帝自信心膨胀，以至于穷兵黩武，所以也该杀。只是前者可以明正典刑，后者只能用刀笔去杀了。
真正促使张凤翔改变初衷的，是一位同乡。
同乡这种关系在大明的官场里次于同门、同年、同窗，属于可以利用，可以抛弃的鸡肋关系。一位身为御史的同乡“无意间”让他得知，原来都察院里竟然有一帮人在秘密筹划鼓动亲征的提案。联想到太子之前的明示，张凤翔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进入太子党的好机会，并对之前自己的反应迟钝懊恼不已。他连夜回家铺纸撰写，终于赶在御史之前将亲征奏疏以兵部的角度送到了皇帝御前。
果不其然，旋即便有御史跟上，当天下午就有三份奏疏请求皇帝陛下亲征。崇祯当然不能无视这种声音，傍晚时在平台召见重臣，讨论亲征事宜。
鉴于大明的历史，阁臣枢辅肯定不能同意皇帝亲征，纷纷开骂。可惜崇祯的性子是你越骂我越要做，原本对亲征还有些若迎若拒的纠结感，此刻却是坚定地相信了张凤翔的立论：只有皇帝陛下去了洛阳，才能振奋军心，促使督臣将帅用命。
朱慈烺终于等到了这一刻，点起东宫侍卫营，直往平台而去。
陈演早已经对都察院和兵部的人恼火到了极点，但是却又无可奈何。他的声望本来就不够，之所以能做到这个位置，与崇祯帝的一贯的帝王手法也有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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